南朝刘勰《文心雕龙·议对》言：“文以辨洁为能，不以繁缛为巧”，意为文章应以明辨简洁为根本能力，而非追求繁复华丽的辞藻。此语道尽千古文章至理，也是今人改进文风的重要遵循。

　　文欲辨洁，首在思理之明晰和逻辑之严密。孔子曾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辞达之旨，正在于能洞察本质、明辨是非、直指要害。陆机在《文赋》中言：“要辞达而理举，故无取乎冗长。”文章冗长之弊，并非仅指文辞冗赘，实乃内在思理含混不明。故辨洁之文，必以思理明晰为根本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以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指明《史记》的立书宗旨。韩愈《师说》开篇即言：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”，一语即点明主旨。立意、思理既明，还需逻辑严密。若无严密的逻辑、清晰的条理，文章便会散乱无章。

　　文欲辨洁，次在语言之精炼和内容之真实。古来文章圣手，皆深谙炼字之道。贾岛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。欧阳修作《醉翁亭记》，初稿开篇冗长，后删至“环滁皆山也”五字，境界全出。顾炎武著《日知录》，每日所得，必删之又删，直至不可更易一字。鲁迅先生的作品之所以锋利如刃，也因其坚守“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、句、段删去，毫不可惜”。为文欲达辨洁，还需“修辞立其诚”“文如其人”，要以实为要，尊重客观事实，表达真情实感，不染虚浮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秉笔直书，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，实为史学实录、辨洁之典范。

　　辨洁之文风，从来不只是写作、文字的技巧问题，与社风、民风和政风紧密关联，相互影响。唐代魏元忠直指虚华文风对军政实务、国家治理的不良影响。韩愈发起古文运动，主张“文以载道”，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，以文风之变促民风政风向善向好。

　　在共产党人的眼中，文风体现作风，作风连着党风。延安整风时期，毛泽东同志发表《反对党八股》，将不良文风归纳为“空话连篇，言之无物”等“八大罪状”，将文风问题提升到党性高度，通过整顿文风来净化党风。改革开放初期，邓小平同志倡导“讲短话、讲实话、讲新话”，推动党内作风的切实转变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央八项规定明确要求“精简文件简报，切实改进文风”，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推动形成清新朴实的文风。

　　文风是思想的外衣，是党风政风的集中体现。新征程上，要将辨洁的文风体现到工作的方方面面，出台政策文件简明扼要，避免大话空话套话；理论宣传深入浅出，多用家常话的方式表达；与群众交流须接地气，说群众听得懂的话，杜绝官腔官调。如此，方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。（余足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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